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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
近些年，职业教育成为热点、难点，甚至在很多方面呈现矛盾现象。
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社会上看不起职业教育，学生和家长争相逃避职业教育，用人机构追逐高学历应聘者。
一方面，实现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规模不断增大，但质量不高、效能较低的局面难以扭转。
一方面在政府文件中反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政策不到位，真实的重视程度总是低于普通教育。
一方面，从历史和各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看，职业教育只有充分融入市场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强健；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把职业教育“抱在自己怀里不肯放手”，长此以往职业学校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此情况下，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可谓大旱逢甘霖。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仅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教育机构都不能存有新法颁布就可躺平的幻想。
回首1996年中国历史上首部《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那时职业教育界惊喜万分，都抱有很高的期望，该法也确实在确保职业教育的地位，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其频次远高于其它任何一类教育。即便如此，职业教育此后的发展仍曲折艰难，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仍相对薄弱。
因此，在新法即将实施的情况下，比较合适的态度是“依法而不靠法”。随着智能化社会的到来，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内容、方式、方法都是未知数，依然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人员积极作为、不断探索。
首先，要更新职业教育概念。这次修法过程中，对“职业教育”概念有过充分讨论，最终选择以“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为范围的狭义的、操作性的定义。而真正发展好职业教育，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培养社会日益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二是全社会必须人人重视职业教育，幼儿园、普通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都要积极参与职业道德和能力的培养。只有整个社会职业教育理念丰富和职业教育意识增强，才能为学校职业教育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充足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职业教育亟须凸显质量获得社会认可。中国有1.13万所职业学校、3088万在校学生，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职业教育规模世界最大，但是质量不高，效能较低，因此我国还不是职业教育强国。学生不愿上职业学校、家长不想让孩子进职业学校、用人机构不想录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新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吸纳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评价，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教育督导和社会监督”，要求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行业组织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质量评价体系，组织或者委托行业组织、企业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公开”。评估工作需要持之以恒、落实到位。
再者，应切实破除职业教育体制机制障碍。职业教育在各类教育中与市场的关系最为紧密，就应该更加充分地融入市场。新法第四条明确职业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但是在现实中，职业学校依赖行政体系维系生存，难以走向市场，难以获得良性发展。学校和企业在市场中依据不同逻辑组建和运行，是两种不同性质、组成、结构、诉求、身份、地位的存在，喊了几十年的合作，仍然不好磨合。
这就不能仅仅解决个案问题，而是需要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将职业学校从行政体系中解放出来，让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中通过满足用人方需求获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建立信誉，成就品牌，形成良性职业教育生态。
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要得法、到位。职业教育具有公共属性，但不完全属于公共产品，要根据不同生源、类别和特征确定其公益性高低和比例，充分利用市场在各方面的调节功能。所谓得法就是要根据其特性和市场实际需求发展职业教育，政府不能有过多的主观想象，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约束，放权市场。重视不等于包办，而是要积极鼓励、支持多元主体办职业教育，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
重视也不等于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职业学校。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是多样的，学生的职业能力也具有多样性，过度标准化必然阻碍职业教育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到位主要体现为资金投入到位、政策资源使用到位、基础保障到位，切实解决好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的各种越位和缺位问题。
作者：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中国科学报
